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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论 魏 源 的 旅 游 文 学 创 作

2014-3-29 12:28| 发布者: admin| 查看: 1193| 评论: 0|原作者: 汪洪亮|来自: [db:来源]

摘要: 摘要:作为旅行家和山水诗人的魏源研究相对不足。魏源以山水诗为主的大量纪游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旅游文学的内容,而且因其所处的特定时代及其思想家的视野,表现出独有意境和崇高的思想境界,本文对其旅游文学作品 ...
摘要:作为旅行家和山水诗人的魏源研究相对不足。魏源以山水诗为主的大量纪游作品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旅游文学的内容,而且因其所处的特定时代及其思想家的视野,表现出独有意境和崇高的思想境界,本文对其旅游文学作品的内容与思想做了初步探讨。关键词:魏源 旅游文学 内容与思想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作为思想家的魏源,以《海国图志》闻名,学界对此研究甚多,但作为旅行家和诗人的魏源,研究相对不足。正如郭嵩焘所说“默深先生言经世之略,其为学淹博贯通,无所不窥,而尽出己意,耻蹈袭前人,人知其经济名世,不知其能诗,而先生之诗顾最果多 ”[1](郭嵩焘《古微堂诗集序》,846页)。不仅晚清如此,后来的文学史和大学文科教材都很少谈魏诗,甚或还有微词相讥,说魏诗“因用典过多,故不免艰深晦涩,而大部分山水之作,则更缺乏内容”[2](275页)。用典之说,或有所据,但若说缺乏内容,则殊有失当。笔者谨从旅游文学的角度,以魏源之山水诗为主来探讨其内容与思想,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作为旅行家的魏源,一生酷爱山水,自称“夙抱山水情,每与烟霞约”[1](《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577页)。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对旅游的热衷可说是世人罕匹,到了沉湎不能自拔的地步,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溺”。他说“溺仙溺佛溺山水,与溺酒色无殊轨。嗜好不专溺不深,安能万事不易此”[1](《游山后吟》,688页)他的旅游活动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游历时间长,正如其自况“少年好远游,曾踞祝融之峰最上头”,“从此芒鞋踏九州,到处山水呈真面。”[1](《游山吟》,684页)他一生中若得空闲,便四处旅游,自少小游南岳后,便“半生放浪山水里,日逐烟霞穷不已。世人狂我弃利名,我亦怪世遗云水。”[1](《游山后吟》,688页)第二,游历地域广,“轮迹几遍域中”[3](6页)东到远悬东海的定海普陀山,西到甘肃酒泉嘉峪关,西南到四川蜀中,东北到山海关,南到香港、澳门。第三,魏源游历并非单纯的游山玩水,往往带着考察的目的在内,他说“人知游山乐,不知游山学”[1](《游山吟》684页),他通过游历,对晚清的河患、海防以及种种社会问题都做了细致而深刻的考察,通过著述或在幕府中发挥他的经世才干。第四,魏源喜游,亦喜吟诗作文,每到一处,辄有题咏,抒发性灵。他留下来的800多首诗中,山水诗就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其对山水诗的偏爱,有诗为证:太白十诗九言月,渊明十诗九言酒,和靖十诗九言梅,我今无一当有何?惟有耽山情最真,一丘一壑不让人。昼时所历梦同趣,贮山胸似贮壶冰。渊明面庐无一泳,太白登华无一吟,永嘉虽遇谢公履,台荡胜迹皆未寻。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他年诗集如香山,供养衡云最深里。[1](《戏自题诗集》,755-756页)作为近代中国诗坛上一位颇有造诣的诗人,他以文入诗,以史入诗,尤其是其山水诗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旅游文学的内容,而且由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及其思想家的视野,表现出了他独有的思想境界。寄思林泉:摹山状水的自然旨趣 旅游文学的第一要义是摹山状水,表现神奇而丰富的自然美。魏源在作品中纵情歌颂了祖国山河的瑰绝,表现了他“包孕时感,挥洒万有”的爱国主义情怀及其放情山水,寄思林泉的自然旨趣,也为山水诗的创作开辟了许多新鲜奇异而生动活泼的佳境。魏源用笔简练,但因其诗人的感悟和学者的修养,无不将其目猎的事物写得形象真幻,可说是言山则山有形有脉,道水则水有声有势,描洞则洞有色有奇,绘泉则泉有状有韵,读之如身其间,似形在侧,犹声在耳,令人叹服。如山,他写华山“三峰三面绝,一岳一石成。真从云中堕,非从地上生”“峰从破峰出,路从无路通。直将千百险,并作一山雄。”[1](《华岳》,770-771页),“人言岱顶观日闻天鸡,谁知华顶观月更清奇。”(《华岳吟》,692页)人在山顶,直与天接,寥寥几句,华山险峻与壮观的特征就跃然纸上了;如水,他写长江“九江东势吞西日,一夕南帆转北风。”“直下波涛束武昌,堑天形胜接荆湘”[1](《大江阻风》,819页),将长江波涛澎湃雄阔宏大的气势凸现得淋漓尽致。如洞,他写三龙洞“出洞入洞水,沔漾潜于腹。日月入其中,万古不得烛。”[1](《三龙洞》,624页);如泉,他写趵突泉“三潜三见后,一喷一醒中。万斛珠玑玉,连潭雷雨风。”[1](《趵突泉》,769页)等等,无不声色俱形,令人神往。在他的笔下,既有气势宏大的北国风光,也有空灵秀丽的南国山水,如果说魏源笔下的山多属北方的话,则其笔下的水则多属南方了,如“月华如水孤山孤,山影化云云化无”[1](《西湖夜月吟》,718页)“峰峰鬟髻尽为烟水幻,亭台庵塔尽为烟水漾”[1](《西湖夜游吟》,718页),写出了溶溶月色下西湖空灵梦幻的绰约风姿。他在1947年所作的《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把天台山石梁瀑布的奇特景色写活了。全诗气势磅礴,层次分明的赞美了惊心动魄的雨瀑、恬静安谧的月瀑和奇妙壮观的冰瀑。令人寻味的是,他在诗的末尾笔锋陡转,借老僧“山中胜不传山外,武陵难向渔郎道”[1](《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709页)的笑语,寓意“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只有那些不怕风霜冰雪、敢于攀登险阻的人,才能欣赏到无限风光的自然美景。 魏源负有盛名的游山诗,为时人所赞,如郭嵩焘就曾赞其“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1](郭嵩焘《古微堂诗集序》,846页),由上可知,此言不虚。形神统一:斡旋山水的理性追寻 魏源特别强调形神的统一,主张以胸中的“造化”写纸上的“造化”,从而表现出山水的气骨风貌。在他看来,山与人都是有生命的,两者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自然之性能够影响人之性。他赋予山水以人的品格,如“山贵特立而耿介,正犹豪杰师文王,倚天拔地自雄放,岂必面目同圆方”[1](《游山吟》,685-686页)。“恒山如行,岱山如坐,华山如立,嵩山如卧,惟有南岳独如飞,朱鸟展翅垂云大。”[1](《衡岳吟》,697页)“造物随意呈山川,岂必尺寸循规矩。”[1](《桂林阳朔山水歌》,712页)。魏源此类诗歌极多,不一而足,然都主张做人应有自己的个性与灵性,才能摆脱世俗与传统的拘囿,这也可说是魏源的夫子自道。他说“云泉知我意,相合为一魂”[1](《天台山杂诗》,773页)“游山浅,则山肤泽;游山深,见山魂魄。与山为一始知山,寤寐形神合为一。”[1](《游山吟》,684页)“我亦造化所铸之一物,本与山川同自出。”[1](《游山吟》,686页)故只有与山融为一体,才能明白山的意义,达到“息息宜通”的境界。 魏源的旅游文学作品不仅展现了祖国山川的雄奇壮丽,还以其独具的审美眼光、审美体验、审美表现方法展现其特有的意境和神韵,通过摹山状水,追寻某种理性的东西。比如,他看见船夫在粤江行驶能使船与峡谷和水势相应而确保安全,“始知天地人,斡旋互相足。”在同一首诗里,魏源还写道“峡得性之隘,水失情之曲,舟识水石意,人作舟耳目。”[1](《粤江舟行》,648-649页)他把峡、水、石、舟都写得互通心意,富有人情味,从而把自己和山水“形神合为一”起来了,这正符合他“人生天地间,息息宜通天地龠”[1](《游山吟》,684页)的审美主张。在他看来,旅游并非消极的被动的欣赏过程,还具有在与大自然的抗争和适应中塑造灵魂的功能。他在观览山水时既对自然景观有比常人深刻的理解,又对人情世态有着异于常人的练达。他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去思考旅游中触发的问题,故而总能从山形水势中获取对人生的有益启示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力量。如他见“江行恒患风,峡行恒患石,上水惟若迟,下水惟若疾”的情形,就体悟到“人生万事内,如意安可必;如意不可必,得意其可恃”[1](《出峡词》,627页)。看到“山势到穷尽,豁然云水亮”的情形,不由联想起“人事坎坷历,夷然经路旷”[1](《栈道杂诗》,623页)。魏源通过观览山水,联想到人生道路也是崎岖不平的,即使一时一事顺利,也很难一辈子都没有挫折。但是山穷水尽,总会化险为夷,可见魏源对自己的人生遭际是非常达观的。万物皆诗:壮游天下的经世学风魏源主张“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1](《默觚上•学篇》,7页)而旅游活动恰是求取真知的重要途径,“足不九州莅,宁免井蛙愚”[1](《北上杂诗七首同邓湘皋孝廉》,576页)。他认为“历山川,但壮游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其市肆而不察其风俗……一旦身预天下之事,利不知其孰兴,害不知孰革……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1](《默觚下•治篇一》,36页),将旅游实践作为“欲任天下之重”的重要环节,可见他对旅游功用之重视。他曾非常自负而又很有感触地说“一游胜读十年书,幽深天际谁能如?”[1](《游山后吟》,687页),应是肺腑之言。 故魏源之“好游”,并非单纯游山玩水,而是与他毕生奉行的“经世”和“亲至”的学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寄情山水并不像许多文人那样是为了消愁解闷,而是通过游历而获得对美的徜徉和性情的陶冶,更是为其经世致用的政治抱负增长知识。故魏源的旅游文学创作过程往往又是社会调查的过程,“天地间形形色色,莫非诗也”[1](《诗比兴笺序》,231页),理所当然地,其作品中常常含蕴有其登山临水探索到的山水奥秘及研究出的改造自然之法,而这些“皆有裨益经济,关系际会”[4](54页) 长期旅游极大地丰富了魏源的地理知识,这点我们可以在他的一些旅游文学作品中看出。以时人屠龙无术的“河患”来说,就表现出魏源的不凡识力。“水荡荡,山峨峨,沧桑陵谷何其多”,[1](《岱岳吟》,689页)这是魏源笔下的黄河壮景。魏源认为它“频年泛滥灾中国,未必天意非人谋。从来观澜必溯始,水情水性宜冥搜”[1](《龙门吟》,723页)。当时流行的治理意见是“黄河要南行”,“必不可听其北行”,正是由于魏源能够“冥搜”水情水性,根据元代改道南流后的治黄历史和开封、兰考以东南高北低的地势,才敢于认定“黄河决北勿决南”[1](《岱岳吟》,689页),建议“筑堤束河,导之东北”,预言若不如此,黄河也将自行北决,只惜未为当政者所用。咸丰五年(1855年)六月,黄河果然在河南铜瓦厢决口北流,应验了魏源的先见之明。另外,他还从旅游活动中得到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如1824年,他在常德看到滨湖各县屡受水害,专门到洞庭鄱阳两湖绘撰河床图志,并调查了长江上下游水位和两岸堤防,搜集历年水灾资料,为后来条陈疏治江河及有关著作准备了素材。 其次,魏源最重要的著作《海国图志》初刻本为50卷,不久增补为60卷,最后增至100卷。其间内容的增补,除了魏源阅读范围的扩大,也得益于旅游。1847年旧历四月,魏源作了一次他一生中历时最长、行程最远的旅行,游历了东南半壁江山,足迹遍及两广、两湖、江西、江苏、安徽七省包括香港、澳门,“看尽奇奇怪怪峰,遍穿曲曲湾湾硔。粤吴楚越舟车马,岭海江湖雨雪风。客到岭南疑谪宦,文非海外不沉雄。半年往返八万里,岂独云山入卷中?”[1](《偶然吟》,814页)不过,他的收获并不仅是写了许多山水诗,更重要的是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引发了他对西方文化新的认识与思考。他一路调查考究,搜求资料,在香港购买了大量外国地图书籍,为以后《海国图志》增补到一百卷,打下了坚实基础。“文非海外不沉雄”,的确是他的经验之谈。诗蕴史情:河山难保的忧患意识魏源一生从没有进入过国家权力中枢,徒有“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1](《偶然吟》580页)这样一种四海为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空有满腹经纶,却“生不逢时不同地,纵逢或不可君意”[1](《怨歌行》,665页),眼看神州大地民生凋敝,灾祸频仍,国家式微不振,人才匮乏,却无力去改变这一切,只能在诗歌里表达其忧患情结,正如其自况的“诗里莺花稗史情”[1](寰海后,808页)。 比如,魏源早在1814年上京途中就敏锐地观察到了与“中野种荞麦,春风吹麦新。二月麦花香,三月花如银”的美景相伴的是一副广大农民在清政府横征暴敛和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悲惨情景:“麦秋不及待,人饥已奈何!明知麦花毒,急那择其他。食鸩止渴饥,僵者如乱麻。”对此情景,魏源大声疾呼“勿食那荞麦,复作坑中人。”[1](北上杂诗,577页)他无力回天,只能呼唤“何不借风雷,一壮天地颜”[1](北上杂诗,576页),这和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意境何等相似。 在历代诗人笔下,江南是个富饶美丽的地方。“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传诵千古的名句。“虎丘十里山塘沿,春风玫瑰夏杜鹃,午夏茉莉早秋莲,红雨一林香一川。”魏源没有沉浸于如此美色中,而是敏锐的注意到,这么多田为什么不种稻谷?原来是种花“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稻田贱价无人买,改作花田利翻倍”,作者明白原由后,不由哀叹“乌乎,城中奢淫过郑卫,城外艰苦逾唐魏。游人但说吴民娇,花农独为田农泪。”[1](江南吟,670-671页)魏源见微知著,揭示了晚清“衰世”农民的艰难处境。城内的“奢淫”和“艰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一般游人见不及此。“登临不独贪春色,要看千家雨后田。”“何事终年最系情,晴多望雨雨祈晴”[1](《登高邮文游台》,816页),可见魏源关注的落脚点,始终在民生疾苦,而非赏玩春色。 再来看《春日书感》之二:“春似曾归燕,人同泛水凫。花光随水尽,草色到天无。大地容高枕,名山纵腐儒!升平无屈贾,随意访樵渔。”[1](《春日书感》,782页)魏源在这里同样尽情赞颂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水天一色,茫无际涯,真个是春光无限,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不能耽于山水而高枕无忧,更不能容许那些腐儒们纵情玩乐,胡作非为。最后两句可看作魏源的激愤之词,“腐儒”们歌功颂德“升平”的背后其实有着极大的隐患,只惜像屈原、贾谊一样有政治抱负却无从施展的魏源,只能与樵夫渔郎为伍!两首短诗,寥寥数语,向我们揭示了面临列强环伺,国内却歌舞升平不思进取的现实。1842年,魏源50卷本的《海国图志》一书编成,今人多以为此书出,国人就开始“开眼看世界”,其实该书在当时的国内影响甚微,“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5](第5册,529页)左宗棠也曾大发感慨,“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6](257页)这其实已揭示了当时魏源的悲哀所在,作为一位视野宏阔的思想家,他面对国衰民穷、风雨飘摇的严酷现实,提出许多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主张,却无法得到应有的回应。 要之,魏源以山水诗为主的旅游文学作品体现了自然景观的欣赏价值和人文景观的体悟功能,蕴涵了他寄思林泉的自然旨趣和斡旋山水的理性追寻。他的旅游文学创作过程往往又是他进行社会考察的过程,这一特征与他经世致用的学风是一脉相承的。另外由于他所处的特定时代,他的作品里包孕有“感时愤世”的忧患情结,包容有大量的时代信息。的确,魏源的山水诗不但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旅游文学的内容,而且“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内涵”“较明显地冲破了传统思想的束缚,把民族精神化为对民族出路的探寻”[7](145-146页),显示了强烈的近代性特征,“在精神实质上已不同于古代诗歌。”[7](141页)这样的评价,应该是完全客观公允的。魏源作品的内容和思想所包涵的丰富意蕴尚待我们进一步认识。参考文献:[1]魏源.魏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6.[2]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李柏荣.魏源师友记.(M),岳麓书社,1983.[4]林昌彝.射鹰楼诗话(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5]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6]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M).长沙:岳麓书社,1987.[7]钱仲联.历史时代的一面镜子(A).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C).上海:上海书店,1999.汪洪亮(1976-)男,四川峨眉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史学硕士,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基督教传播史、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等。电话:028-88166402 028-84760838电子信箱:lianghongwang001@163.com flyingwind11@163.com[1]【来自】: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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