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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姓氏堂号不能丢?

时间:2021-05-12 16:44:52   作者:河南魏氏编辑部   来源:中华魏网   阅读:472   评论:0
内容摘要: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堂号”是家族门户的代称,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因古代同姓...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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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号”是家族门户的代称,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崇拜的体现。


它产生的宗旨大致有三:一是彰扬祖先的功业道德,二是显示家族宗亲的特点,三是训诫子弟继承发扬先祖之余烈。堂号包括郡王总堂号和自立堂号。由于历史文化习俗的影响,人们在谈到和自己同姓氏的历史名人时,往往流露出一种尊崇、自豪之情。


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纥族的爱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内堂”等少数民族,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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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名门望族大多有本家族的“堂号”。高大宽敞的厅堂上,悬挂着书写“堂号”的匾额,每逢年节喜庆之日,还在门前挂起书写着“堂号”的大红灯笼。当地的老百姓谈论某一家族时,喜欢以“某某堂”来称呼。例如:吴昌硕祖家被称为“三让堂吴家”、瞿秋白祖家被称为“八桂堂瞿家”、恽代英祖家被称为“承荫堂恽家”、李四光祖家被称为“立本堂李家”等等。  


著名家族堂号,如:赵姓——半部堂、周姓——爱莲堂、杨姓——四知堂、王姓——三槐堂、姚姓---仁圣堂、张姓——百忍堂、鲁姓——三异堂、丁姓——御书堂、郑姓——玉麟堂、陈姓——三益堂、黄姓——江夏堂、谢姓——宝树堂、冯姓——善德堂、高姓——聚庆堂、彭姓——述古堂、景姓——念祖堂、寸姓——紫照堂、贾姓——积善堂等等。  


“堂号”多源自本姓祖上某一历史名人的典故事迹或趣闻佳话。


例如: 孟姓的“三迁堂”,相传孟子幼时家靠墓田,孟子就学埋坟、哭丧的事。孟母为了教育好儿子,就迁到集市旁边住。孟子又学叫卖东西的声音,孟母只好又迁。最后迁到学校旁安家,孟子学习礼让进退。由于孟母三迁,注意家庭教育,使孟子成为圣人。孟姓又以"平陆"等为其堂号。


赵姓的“半部堂”,出自北宋王朝开国宰相赵普“半部《论语》安天下”的典故。


周姓的“爱莲堂”,出自北宋理学的开山鼻祖周敦颐。他在《爱莲说》中,曾赞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  


谢姓的“东山堂”,出自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的典故。谢安,字安石,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淡薄名利,隐居会稽东山。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辞别东山,出任宰相。指挥淝水之战大获全胜,继又北伐,收复青、兖、徐、豫等州;成为流芳千古的英雄人物。成语“东山再起”说的就是谢安。


刘姓的堂号“蒲编堂”,典出三国蜀汉皇帝刘备故事。东汉末年,刘备家居涿县,幼年丧父,贫苦无依,和母亲一起织席卖草鞋为生。起事后,常被政敌蔑称为“织席贩屦小儿”。刘备称帝后,常思其母编织蒲席之苦,茶饭无味。刘姓后人遂以“蒲编”为堂名,以告诫子孙勿忘祖先创业之艰辛,以简朴勤奋为本。


杨姓的“四知堂”,出自东汉杨震拒收贿赂的故事。东莱太守杨震路经昌邑,当晚昌邑县令王密求见。王密为讨好上司送来“十金”,并对杨震说:“三更半夜无人知晓。”杨震严肃地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王密只得羞惭而退。杨震后来担任司徒、太尉等重要的职务。为了纪念杨震的一身正气、廉明清正,杨姓后人将“四知”作为家族的堂号,鞭策子孙效法祖先的清廉家风。


王姓的“三槐堂”,出自北宋王祜“植三槐,自知子必贵”的故事。王祜是开国名臣,曾任尚书、兵部侍郎等要职。他曾亲手在自家庭院里,种了三棵槐树,并预言说:“我的后代一定有担任‘三公’一类高官的。先用这三棵槐树当标志吧。”后来他的儿子王旦果然当上了宰相,天下人都称之为“三槐王氏”。“三槐堂”由此得名。  


韩姓的“昼锦堂”,是北宋社稷重臣韩琦致仕归里,在相州故居修造厅堂之名。典出《史记·项羽本纪》,秦末项羽统兵破咸阳亡暴秦后,思归江东,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之者!”后以富贵还乡为“昼锦”。韩琦以“昼锦”为堂号,绝非小人得志后的矜夸炫耀;而另有深意——把“昼锦堂”诗刻于石上,以告戒自己和后人:夸耀名誉地位,是一种令人菲薄的陋行;而应当把功业荣华作为对自己的激励和儆戒。


孙姓的“映雪堂”,出自西晋孙康映雪夜读的典故。孙康自幼笃志好学,家境贫寒,无钱买油点灯夜读,冬夜利用白雪反光刻苦研读。由于勤奋攻读,学富五车,官拜御史大夫。孙姓后人把“映雪”作为堂号,旨在激励子孙发奋读书,立志成材。


郑姓的“著经堂”,是赞颂东汉著名的经学大师郑玄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郑玄潜心著述,聚徒讲学,融会贯通,遍注群经,成为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博陵(河北安平)崔姓的堂号为“噤李堂”,“噤李”是指使李白不能够开口吟诗。唐朝崔颢游黄鹤楼,在楼上题了一首诗《黄鹤楼》,文情俱佳。后来李白也游黄鹤楼,看到黄鹤楼的美景,提笔也要题诗,见到崔颢的诗,便不敢在上面题诗了,只是吟道:“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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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代开始,一些文人雅士喜欢把“堂号”署在诗文书画作品上。后来,干脆自己命名一个“堂名”,在文化交流时签署使用。实际上,这些文艺家已把家族的“堂号”逐步演化为个人的“斋名”。文人为书斋所取之名,又称为“室名”,例如:宋代文人蔡京的“六鹤堂”、陆游的“双清堂”,元代文人黄公望的“三教堂”,明代文人汤显祖的“玉茗堂”、吴文华的“济美堂”、谭元春的“岳归堂”,清代文人秦荣光的“养真堂”、陈廷庆的“谦受堂”等。


现代文学艺术家刘半农的“含晖堂”、丰子恺的“缘缘堂”、陈寅恪的“寒柳堂”、冯友兰的“三松堂”、张大千的“大风堂”、刘海粟的“艺海堂”、李可染的“耕牛堂”等都是著名的斋名。单字的斋名,在20世纪前期较为盛行,如王国维的“观堂”、鲁迅的“俟堂”、郭沫若的“鼎堂”、周作人的“知堂”、孙犁的“耕堂”、冯其庸的“宽堂”等,已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近代许多政客、名人迁居天津,他们在天津购买私人住房时往往用“堂号”,却不用本人姓名。例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以“树德堂袁”的名义买下河北区元纬路和地纬路之间20多亩土地,建起规模宏大的袁氏花园公馆。


1912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黎元洪在旧英租界盛茂路(今河北路),以“大德堂黎”的名义,购买土地,建造高级住宅。


1927年,曾任北洋政府大总统的徐世昌以“宝墨堂徐”的名义,购地15亩,建起8所住宅。


吉鸿昌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0年以“有余堂”的名义购置的。宋哲元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2年以“明德堂”的名义购置的。张自忠将军在天津的住所,是1936年以“安庆堂”的名义购置的。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在天津的住所,是1931年以“大福堂”的名义购置的。爱国工商业者周叔弢先生的寓所,是1935年以“诗礼堂”的名义购27亩地建造的;爱国实业家毕鸣岐先生的寓所,是1944年以“永顺堂毕”的名义购买的。


政要名流购买私人住宅乐于用“堂号”之名签署登记,究其原因,一是为了显示家族的声望和地位;二是不必显示张扬自己的姓名。这种作法也体现出天津近代民俗的一种习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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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堂号与姓氏的地望相关,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或以其声名显赫的郡望所在,作为堂号,亦称“郡号”或总堂号。同一姓氏的发祥祖地和郡望不同,会有若干个郡号。


如李姓郡(望)号有:陇西、赵郡、顿丘、渤海、中山、江夏、范阳、汉中、代北、鸡田、柳城等30余个;王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个;张姓有清河、范阳、太原、京兆、南阳、中山、安定、河内等40余个。  


狭义的堂号,也称自立堂号,在同一姓氏之间,除广义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号,其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若按每姓一个堂号来计算的话,全国至少有数千至一万个堂号,是姓氏文化中有待开发、整理、研究的资料宝库。


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堂号。堂号的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国宗法社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能用作郡望。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


堂号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它对于敦宗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人,催人向上,维护家庭、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终结,祠堂在中国大陆不是成了历史,就是成了文物,因此,新的堂号不可能再产生,但是,旧有的堂号却仍然留在各姓各族人们的记忆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的开放改革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因此,堂号再一次被人们抬了出来。不过,今天的堂号,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有的只是给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堂号都必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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